中国商业地产的黄金年代，确切地说，只有不到二十年。 从一九九八年住房制度改革，到二〇一七年金融监管收紧，这中间大约二十年，是中国城市化最快的阶段。城市往外扩，新区往里填，商业综合体从一线城市一路下沉到县城。开发商们在这条赛道上疯狂奔跑，负债率越跑越高，规模越跑越大。 王健林是这群人里跑得最快的一个。 他一九五四年生于四川广元，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。十五岁那年，王健林进了部队，在吉林、辽宁一带当兵。他当过侦察兵，也当过参谋，在部队里学会了看地图，也学会了把复杂任务拆成一个个步骤去执行。这段经历，后来被他反复用在企业管理里。 转业后，王健林进了大连市西岗区政府，做过办公室主任。一九八九年，他主动接手了西岗区一家濒临倒闭的住宅开发公司。那家公司就是万达的前身。当时公司负债一百多万，员工几个月没发工资。王健林接过来第一件事，是去跑项目。他选中了大连北京街一带的旧城改造。 那片地方是老棚户区，房子破，路也烂，很多开发商绕道走。王健林偏要接。他找银行贷款，找政府谈政策，把项目拆成几期，边拆边建边卖。结果项目做成了，万达也活了下来。从那时起，王健林就认定一件事：做别人嫌麻烦的事，反而能活。 真正让万达脱胎换骨的，是商业地产。 二〇〇〇年前后，王健林开始全力做商业综合体。他的模式很简单：拿一块地，盖一个购物中心，里面放进百货、超市、影院、餐饮、娱乐。然后卖掉一部分商铺回笼资金，自己持有核心物业，再靠租金和资产增值赚钱。 他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全国。万达广场从大连出发，先是东北，再是华北，然后一路向南。到二〇一三年，万达广场已经开业七十多座，在建的还有几十座。那一年，王健林以八百六十亿元人民币的身家，超过李嘉诚，成为新的华人首富。 那时候的王健林，走路生风。他穿深色西装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说话语速快，偶尔带着一点大连口音。他在内部开会，喜欢站着讲，拿着激光笔在地图前指来指去。万达的员工说，王总开完会，常常自己把椅子放回原位。他生活简单，不喝酒，不打高尔夫，最大的爱好是唱歌。他唱得最好的是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。 二〇一六年，王健林去了牛津大学演讲。台下坐满学生和英国商界人士。他讲了万达的国际化，讲了万达为什么能成功。最后他说了一句话：万达进入的行业，无论国企、央企，都没法做我们的对手。 那一年，万达院线已经买下了美国AMC、澳大利亚Hoyts、欧洲Odeon & UCI，成为全球最大院线运营商。万达还收购了英国游艇公司圣汐，在伦敦、马德里、芝加哥、洛杉矶都有项目。王健林的野心，已经不局限于中国。 但他并不满足于做商场和院线。他想做内容，想做品牌，想做能传下去的东西。于是，万达开始往电影制作、体育、文旅、金融、新能源上撒钱。这些钱，有的赚了，有的亏了，有三笔五个亿的投资，日后成了王健林最不愿提起的往事。 第一笔，给了儿子王思聪。 王思聪是王健林的独子。他出生时，王健林还在西岗区那家小公司里挣扎。王思聪的小学在新加坡，中学在英国温彻斯特公学，大学在伦敦大学学院。他的成长路线，是典型的富二代精英路线。但王思聪本人，跟“精英”两个字不太沾边。他喜欢游戏，喜欢网红，喜欢在网上跟人吵架。二〇一〇年，他回国，微博一开，炮轰各种人和事，很快成了全网最知名的富二代。 王健林给了他五个亿。对外说得很轻松：这是练手资金，允许他失败两次。 王思聪拿着这笔钱，成立了普思资本。普思最早投的项目，是几家电竞和游戏公司。后来慢慢扩展到消费、娱乐、文化。大众点评、乐逗游戏、英雄互娱，都是普思早期拿下的好案子。到二〇一五年，普思累计投了近八十家公司，六家成功上市，管理规模超过三十亿。王思聪本人也从一个只会骂人的富二代，变成了“有眼光的年轻投资人”。 但王思聪不是那种能坐在办公室看报表的人。他喜欢自己下场干。二〇一五年，他成立了熊猫直播，自己当CEO。当时直播是最大的风口，斗鱼、虎牙、映客都在拿融资。熊猫直播一出生，就带着王思聪的个人流量。主播签约费被王思聪抬到一个又一个新高。游戏版权、综艺制作、市场推广，钱像倒水一样往外流。 熊猫直播的A轮拿了六点五亿，B轮拿了十个亿，估值一度到了五十亿。可直播平台最难的不是圈用户，是把用户变成利润。熊猫直播始终没有跑通盈利模型。到了二〇一八年，平台开始欠薪。二〇一九年，熊猫直播关停。 普思投资后来确认，熊猫互娱留下了近二十亿的投资损失，由普思及实际控制人承担。王思聪个人因为签署过保底回购协议，还背上了投资方的债务。业内估算，仅熊猫直播一个项目，就给王思聪带来了至少三十亿的潜在亏损。乐视体育的一个亿，也打了水漂。 这还没有完。普思投的很多项目，后来都出了问题。到二〇二五年十二月，普思持有一家文化公司的股权被司法拍卖。评估报告显示，那家公司的净资产是负的一百六十六万。起拍价，十万七千五百块。这个数字被媒体称为“负资产拍卖”。曾经管理三十亿资产的普思，最后